ICIC2017（十五）：“一带一路”与跨文化传播路径思考

 

 

 

 

周树华专注于媒介信息认知，媒介内容、形式和效应等领域的研究。此次会议，他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推特世界中的‘一带一路’倡议：主题和情感”。

 

周树华首先阐述了选取推特做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目前，研究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这一倡议的新闻报道的学者不在少数。然而，针对该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交媒体的呈现，包括公众的讨论、意见、态度的现状以及实际的情绪反应等方面，则很少有学者关注并展开研究。

 

接着周树华阐述了此次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是主流媒体报道的观点是否体现在推特当中；二是在推特中对“一带一路”倡议表达的观点有着怎样的情感倾向。在研究中，周树华采用文档主题生成模型（LDA），以一年为时间跨度，分析了推特中与“一带一路”相关帖子的主题以及与国家起源相关的情感倾向，研究发现除了欧洲，其他地区的评价多为中立或负面。他强调由于研究中的样本量较小，因此本次针对推特的调查研究结果是不够有普适性的。

 

 

 

陈凌的研究兴趣包括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传播心理学、语言与社会互动以及华人传播等领域。她的报告考察了作为多数族群的华裔港人文化适应的取向，以祖先来自南亚、东南亚的香港人为目标群体，并探索其对少数族群成员的普遍认知，与作为目标的少数群体成员间的跨族群交往，以及和中国文化价值取向间的关系。

 

陈凌首先介绍了文化适应取向的基本概念，并指出在研究作为多数族群的华裔港人与作为少数族裔的非华裔港人（祖先来自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香港人）的文化适应性时，应同时包含“他们怎么适应我们”与“我们怎么适应他们”的思考。

 

通过三次便利样本的大型调查，陈凌发现原住民社区的排他性取向显著影响了人们对非华裔港人的认知。此外，与非华裔港人的社交接触和跨文化交流也会使人们对少数族裔成员的认知产生变化。通过对比研究她还发现，与不认识其他非华裔港人的非华裔港人相比，那些认识其他非华裔港人的非华裔港人的交流情况会比想象中的好很多，这些人拒绝与他人交流的比例也会小很多。

 

 

 

郭建斌主要从事民族志传播研究。他的报告围绕民族国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问题，阐述了出现该问题的原因及症结，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建议。

 

郭建斌首先阐释了讨论民族国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如果仅仅把民族国家边界视为“跨文化传播”的边界，无法回答“跨境民族”文化外部差异大于内部差异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民族国家内部“跨文化”问题，就无法实现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权利平等愿景。通过论述“跨文化传播”的起源和学术界定，郭建斌指出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于不同国家，但在他们内部不一定存在跨文化传播问题。此外，跨文化传播不能忽视民族国家的内部文化差异。

 

对此，郭建斌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从“原住民”媒体的理念出发，原住民应有权利以自己的语言建立自己的传媒，有权使用各种形式的非原住民传媒而不受任何歧视；第二，用理解与研究“他者” 的眼光来看待国内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间的差异，并赋予不同民族（或文化主体）平等的权利、克服民族（或文化）偏见。

 

 

Shakila Yacob的研究兴趣在商业史、国际商业以及比较政治领域。本次会议，她的报告主要聚焦中国如何通过文化间对话在促进全球理解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和“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在促进多元文化或文化间对话方面发挥作用两个问题。

 

Shakila Yacob指出鉴于“一带一路”提供的经济机遇，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必须与中国建立互利的联盟。而中国必须在理解伊斯兰教这方面投入更多关注，因为“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国家都属于穆斯林国家。这符合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利益。马来西亚政府最近倡议的建立由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联合成立的E-hub数字自由贸易区（DFTZ）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例子。除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外，E-hub还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机会，也为文明对话提供了机会。

 

 

吴飞的研究涉及传播学、传播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此次他针对“超越我与你——全球沟通伦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做了报告。

 

吴飞的报告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他提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第二，他讨论了“与他人共在”的问题，并介绍了黑格尔、笛卡尔、胡塞尔等哲学家对该问题的阐释。第三，他提出我们需要“承认的政治”，并引用了查尔斯•泰勒对于这一概念的论述，“天下大同”或许太远，我们可以考虑有没有可能先从承认彼此的存在开始。第四，吴飞提出了“身份的认同和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并主要梳理了赵汀阳和葛兆光两位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

 

在报告的最后，吴飞提出了“与癌细胞共存”的理念，即由“你死我活”的敌对战，转变为妥协双活的共存术。通过这样的理念，我们虽不能达到“你”与“我”心连心，但至少在面临人类的苦难之时可以做到手拉手，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